| 夏、夷、商三大古族逐鹿鹿台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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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2-07 08:20 文章来源：汴梁晚报 |
| 文章类型：摘编 内容分类：其它 |
位于杞县东部裴村店乡的鹿台岗，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可谁曾想到小村庄的下面竟埋藏着远古先民的“传说”和“奥秘”。
翻开杞县志，以“岗”命名的村庄会走进我们的视野。杞县的“岗”很多，如段岗、牛角岗、陶陵岗、鹿台岗、伯牛岗等，从杞县的东北向西南走向还有“一溜十八岗”的说法。顺着“岗”行走，我们发现这些“岗”其实都是古代先民居住的地方。可以这样说，一个“岗”就是一部先民的生活史。翻开他们的生活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部族的美丽传说，可以看到他们部族的生活画面，可以看到他们部族的兴衰荣辱……“岗”与“岗”之间有湖泊、沼泽或河流相连，如果说“岗”是中国古老部族的脊梁，那么湖泊、沼泽、河流则是流淌在他们身上的血液。顺着“岗”行走，我们来到鹿台岗。位于杞县东部裴村店乡的鹿台岗，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可谁曾想到这普普通通的小村庄的下面竟埋藏着远古先民的传说和“奥秘”。据有关资料记载，相传古代豫东地区气候宜人，植物繁茂，麋鹿成群，方圆数百里皆为沼泽。沼泽地带有一块高岗，高岗上居住着一个氏族，氏族人长年以狩猎为生。
一天，氏族首领在狩猎中发现了一群鹿，便率领族人全力围剿。此时，恰逢另一个氏族也在追击鹿群，两个氏族两面夹击，终于将鹿群俘获。但为了争夺战利品，双方却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展开血战，最终居住在岗上的氏族获胜。为了纪念胜利，氏族人将高岗命名为“得鹿岗”，后人误将其写成“鹿台岗”，这就是今天“鹿台岗”村的由来。这毕竟是传说，不能代表“鹿台岗”的真实情况。
据了解，1959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在此考察，采集了鬲腿、鬲当、泥质灰色陶器残片，砂质褐色陶片、鹿角化石、蛋壳陶片、骨针等，当年被中共杞县委员会以商代遗址的内涵公布其为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将“鹿台岗遗址”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寻找夏代夏、夷两大古族文化的分界线，1989年至1990年郑州大学考古专业86级师生和开封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对“鹿台岗遗址”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发现了仰韶、龙山、先商或岳石、早商、晚商、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这一惊世发现，证明了杞县在夏时期，以杞县为中心的惠济河与涡河之间是华夏、东夷、先商三大古族的交汇地，从而揭开了“鹿台岗遗址”的神秘面纱。
2006年4月，“鹿台岗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秋的一天，笔者来到鹿台岗村，去探寻“鹿台岗遗址”文化内涵，在静谧的鹿台岗村子里，在“鹿台岗遗址”残垣断壁前，笔者用手触摸那灰黑色的文化层，恍惚间，笔者仿佛看到“鹿台岗”的先民逐鹿的欢乐场面，仿佛听到“鹿台岗”上的氏族之间互相拼搏厮杀的声音，这种场景和声音穿越几千年的时空，令人荡气回肠……
鹿台岗遗址及杞县朱岗、段岗、牛角岗等诸遗址是夏、夷、商三大古族逐鹿鹿台岗一带的见证。
鹿台岗遗址地层关系自下而上依次为：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先商或岳石文化、商文化、春秋时期文化等，而与鹿台岗相距仅数十公里的朱岗、段岗、牛角岗诸遗址地层关系自下而上依次为：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春秋时期文化等。通过对鹿台岗遗址和朱岗、段岗、牛角岗遗址文化内涵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它们虽近在咫尺，但是文化面貌却大相径庭。
在鹿台岗遗址的文化内涵中，未见二里头文化遗存，确共存有与二里头文化属同时期的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从而表明今杞县境域应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东部边界。相反鹿台岗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岳石文化最西的地点，豫东一带先商文化最西的地点，而位于其西部的朱岗和其西南部的段岗、牛角岗遗址也均未发现岳石文化和先商文化的遗存。这就告诉我们在夏时期，以鹿台岗为界，形成了夏、夷、商三大古族角逐的局面。不过鹿台岗遗址中先商或岳石文化遗存中包含二里头文化的因素，朱岗、段岗、牛角岗等遗址中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包含先商和岳石文化的因素，这种相互包含的因素，正是夏时期夏族、商族、东夷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历史写照。
鹿台岗遗址文化内涵揭示了先秦时期夏、夷、商三族在杞县的历史演变。
一个土岗子如同一部历史书一样，记述了先秦时期夏、夷、商三族在杞县的历史演变。通过对杞县夏商遗址及鹿台岗夏、商、夷三族之考古文化面貌的综合观察，以及遗址地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考古材料、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对先秦时期夏、夷、商三大古族在今杞县一带乃至整个豫东地区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进程作出大致勾勒：仰韶文化时期，豫东地区东部控制在属东夷系统的大汶口文化势力之下，而豫东地区西部则为仰韶文化分布区。
龙山时期，豫东地区分布着众多的河南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的遗址(如杞县的段岗、鹿台岗等)，可见这一时期东夷族已退出豫东地区，属华夏系统的中原民族势力则逐渐强大。龙山时代之后，豫东地区东部又复为东夷势力占领，分布的文化类型为岳石文化，豫东地区西部则为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夏文化)，二者的模糊界线大约在今河南杞县——太康——淮阳一线。此时盘踞在孟诸地区的先商文化势力也向西达到鹿台岗一带，从而在豫东地区杞县曾一度形成夏、夷、商三族势力的鼎足局面。
更为有趣的是，在夏时期，在鹿台岗上，同时共有先商和岳石两种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并行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在夏时期，在鹿台岗这巴掌大的土岗上同时生存着东夷、先商两大部族，而且平行发展，相安无事。对于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华夏、东夷、先商三大古族的关系就如同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关系，曹魏军事集团兵多将广，实力雄厚，蜀、吴两国哪一个都不是它的对手。但在曹魏军事集团对蜀、吴歼灭的过程中，蜀、吴两国结成联盟，形成了三国分立的局面。其实，不言而喻，先商、东夷两大古族在对待夏王朝的利益上是一致的、心思上是一致的，它们易结成联盟，它们都想灭掉夏王朝，称霸中原。故他们不断寻找机会对夏王朝用兵。
首先是东夷族首领在后羿乘太康洛水“十旬弗反”的机会，“因夏民以代夏政”拥兵占据夏都，使夏王朝失去了国家，但后羿也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夺得权力后，他“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最终太康的孙子少康在夏臣伯靡的帮助下，将东夷族赶跑，恢复了国家。而商部族不动声色，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成为东方地区军事势力最强的国家，其首领商汤志向远大，寻找时机灭了夏朝，成了夏朝的掘墓人。
“天时”、“地利”及部族之间相互扩张、融合等诸因素是鹿台岗在夏时期成为三大古族交汇地的原因。
鹿台岗在夏时期之所以成为三大古族的交汇地，笔者认为，主要是“鹿台岗”占了“天时”、“地利”之要及三大氏族相互扩张、相互融合的结果。
首先，从“天时”上说，据鹿台岗遗址孢粉分析的情况表明，豫东杞县(鹿台岗)在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夏时期为亚热带、温带气候的温暖期，这一气候下的豫东杞县(鹿台岗)雨水充沛，湖泊众多，森林茂密，物种多样，易于松、柏、杉、栗、栲、槭、桦、栎和柳等植物的生长，也易于蒿、藜、禾本科和菊科等草本植物的生长，还适宜于石松、卷柏、蕨属、小龙骨科等水蕨类植物的生长。乔木类型的植物易形成茂密的森林，草本植物的生长易形成丰茂的草原，丰富的水蕨类植物为鱼类提供了食粮。温暖的气候，丰富的水资源和物种资料易于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可以进行采集、狩猎。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故远古时期，鹿台岗便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其次，从“地利”上说，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古代豫东(杞县)是洪水泛滥区。文献上记载县西北有奸梁陂，县东有白洋陂，在禹时，就有禹治洪水筑城于肥泽之北的记载，其城址即今杞县城东北10公里西寨。古代鹿台岗虽是洪水泛滥区，但是古代杞县地形和现在完全不同，而是土岗绵延，丘陵起伏。同样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地利上的条件。再者，自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时期，杞县皆为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四方文化的荟萃之地。这种开放性的区位优势，不仅便于当时人类与周邻部(民)族的联系与交流，而且有利于物质流、信息流的循环与流通。再次，杞县在仰韶、龙山、夏商周时期，土质松散，堆积层深厚、疏松，易于耕种。每年春、夏植作物的播种期和生长期太阳辐射强，降水量大，雨热同季，足可满足多种作物的生长之需，继之秋高气爽，阳光充足，有利于作物的成熟。《孟子·腾文公上》：“当尧之时……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是对古代豫东地区植物生存情况的记载。英国地理学家海格认为：“聚落是人类占据地表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是他们形成地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古时期，由于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力强，因而早期人类总是趋利避害，以求与其所处生态系统相适应。《淮南子·齐络训》说上古时期豫东先民“择丘陵而处之”。故豫东杞县鹿台岗成了先民们栖息安身的理想居所，竞相向其发展。
最后，古代鹿台岗成为夏、夷、商三大古族的交汇地也是他们相互扩张、相互融合的结果。在走向文明的突击中，黄河中下游地区、豫东地区成为我国历史上各氏族、部落交往、角逐和融合的中心。鹿台岗处于豫东地区，也经历了部族相互争斗的历史。华夏族在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已发展成中原地区最具实力的军事集团，其势力范围向东已遍及豫东东部。在夏时期，在东方发展起来的东夷族、商族由于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势力范围不断向西扩展，而华夏族的势力范围在先商、岳石两族势力的推进下不断向西退缩，最终在豫东东西部的交界处杞县(鹿台岗)形成了对峙局面。论军事实力，东夷族、商族都不是夏王朝的对手，但是东夷族、商族两大部族以鹿台岗为立足点形成了联盟，与夏王朝势均力敌。这就形成了夏、夷、商鼎足杞县的局面了。（周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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